发布日期：2025-06-25 21:37 点击次数：96
不谋全局者，不足以谋一域。
1941年前后，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的时期，各国自顾不暇，国际上对我国抗战援助迅速减少。
这一年，延安的处境急转直下，稍有不注意，便有覆灭之危险。
在如此危难之时，教员却逆势布局，在国际各方势力的碰撞中，极限拉扯，在条件严重不足的环境中，硬生生开辟出了一条通往新中国的通道。
智慧的标志是审时度势之后的择机行事。
话虽如此，可至今回想起来，还是无法想象，有谁能像教员这样，在这么多不同类型的冲突中，在如此复杂的局势中，立于不败之地。
此时此刻，我们有必要再次穿越历史云烟，再次回望教员当年逆势布局的风采。
人生如下棋，深谋远虑者胜。
全文11000字，让我们细细品味这段历史的精彩。
从何说起呢？
就从1941年春，苏联征召预备役人员入伍开始说起吧。
1940年12月18日，希特勒发布第21号秘密命令，正式确定代号为“巴巴罗萨”的对苏作战计划。
并且把侵略的预定时间定为1941年5月15日，请记住这个时间，后面有用。
多年前，斯大林便已经判断出苏德之间必有一战。
一战后，德意日法西斯憋着一口气，想要改变一战后的国际秩序，斯大林对此早有警觉，想跟法国联手在欧洲建立一种集体安全秩序。
这个搞成了，就相当于北约，只不过防范对象从俄国变成了德意。
但躲在海岛上的英国佬，见不得欧洲变成铁板一块，这个老阴阳人，发挥种族技能，挑拨离间，一面支持斯大林的提议，一面搞破坏。
1939年4～8月，英国、法国和苏联为缔结互助条约和军事协定在莫斯科举行的谈判。
在谈判的过程中，英国佬一直找茬，就是不愿意签署互助条约，到处挑刺，英国佬希望希特勒跟斯大林火拼，整个欧洲乱成一团，他们才好坐收渔翁之利。
英国人来莫斯科参与谈判，名义上是谈判，其实就是来搞破坏的，英国不愿承担责任，斯大林牵头搞的反侵略战线，自然也就失败了。
这个事失败了意味着什么呢？
意味着恶狗就要出笼，旧的秩序即将瓦解，新的世界大战即将到来，整个世界的格局，都会因此而发生深刻的变动。
欧洲这只蝴蝶扇动翅膀的时候。
在遥远的中国，一枚被所有人忽视的红色棋子，在棋盘的边缘隐介藏形，等待属于自己的时机。
01
斯大林这个人很不简单，从来都有B计划。
1939年8月23日，英国佬把反侵略战线计划彻底搅和黄了之后，这边刚谈崩，斯大林转个头就把德国外长请到莫斯科谈事情。
一点不带犹豫，德国外长当天来，苏联和德国当天晚上就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。
英国佬要让德国跟苏联火拼，结果斯大林这一手，反而把德国这个炸药桶先推到了英法那一边。
苏德签完条约后，双方默契调头，各自回家干自己的事去了。
苏联回家开始为即将到来的战争做准备，而德国回到家后，立马就闪击波兰，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。
比较丢人的是，斯大林回家后，向芬兰发起了进攻，要一举拿下芬兰，结果小小的芬兰却暴击了苏军。
苏联投入巨大兵力却在冬季战场损失惨重，暴露了自身军事上的弱点，国家声誉也受到很大的伤害。
希特勒一看，苏军原来这么弱，立马就乐了，小子，下一个就揍你！
苏军搞出这么大一个乌龙，跟斯大林此前搞的大清洗运动也有点关系，当这个弱点暴露后，斯大林心知肚明，留给苏联的时间不多了。
苏联要在短时间内完成军备任务，提高自己的战斗力，不然的话，是有亡国危险的。
为了安心发育，苏联需要解决德军和日军对自己的威胁，德军的威胁已经用互不侵犯协议暂时消除了，而日军从远东进攻苏联的危险，则需要通过中国的抗日统一战线来解决。
彼时的中国，八路军虽然通过抗日战争发展起来了，有了几十万人，可跟国军相比还是很弱的，中国战场的主导者依然是老蒋。
从苏联的视角看，要想在短时间内达成目的，最快的方法就是扶持老蒋，而不是延安。
这就导致，延安进一步被边缘化了。
英美本来就是拉拢老蒋的，现如今苏联又加大了拉拢老蒋的力度，延安就显得很孤单。
不仅是孤单，而且非常危险。
1940年整个中国战场的形势对延安是非常不利的，在新形势的逼迫下，延安随时可能成为弃子。
02
当时的世界，主要玩家是美国、英国、日本、德国，第二梯队有苏联、法国、意大利，中国在第三梯队。
而在其他人眼里，中国战场的主要玩家是老蒋，延安连陪玩的资格都没有。
现如今，我们之所以天天说八路军、红军，是因为结果摆在这里，是因为我们知道最后的赢家是延安。
但在当时，没有谁能想到延安能走到那一步，能把老蒋赶到海岛上。
弱者，只有成为强者时，他的言行才会被人追捧。
在他还是弱者时，不要说获得他人尊重了，就连走路时不小心发出噪音都是一种罪过。
彼时，延安跟苏联是绑定的，顶多算是苏联那边的一颗棋子，是苏联在中国推行自身政策的执行部门。
而共产国际输出的意识形态，导致延安在很多事情都做不到独立自主，只能跟着共产国际走。
共产国际作为延安的唯一靠山，还在国际环境的影响下，选择了老蒋作为最大的扶持对象，并且共产国际给出了明确命令，一切以抗日统一战线为政策出发点，不能把这个事搞破裂了。
西安事变的时候是这样，皖南事变的还是这样。
这就是棋子的命运，需要你的时候，能把你捧上天，不需要你的时候，就让你再忍一忍。
教员从井冈山时代就认清了这个事实，共产国际当然得依靠，但更应该依靠的是自己。
成大事不在才能，而在坚强。
教员从领导秋收起义开始，就树立了自立自强的决心，在井冈山上，林彪等人要离队，教员写信安抚。
古田会议前后，跟朱老总因为军权问题发生矛盾，教员也是斗争到底。
二月来信，中央异常悲观，表示可以把红军化整为零，武装革命暂告一段落，但教员认为革命还很有希望，写信表示中央不应如此悲观。
辛苦建立中央苏区后，三人团和博古等人先后到达苏区，剥夺了教员的各种权力，将他排除在权力核心之外。
面对战友的批评，面对铺天盖地的指责，教员表示服从组织安排，临走的时候，还跟周恩来说，有需要我的地方，告诉我一声，我就回来了。
红军会师，张国焘在两河口会议上，显露出要夺权的心思，对革命前途感到悲观的张国焘坚决要带部队南下，并给陈昌浩发出指令，让他斗争到底。
接到密信后，教员果断带领中央红军北上，而张国焘在卓木碉大会上另立中央。
到达陕北后，苏联那边的援助迟迟未到，红军危在旦夕，在这个节骨眼上，教员亲自带领部队取得了直罗镇大捷和东征胜利，随后跟张学良、阎锡山建立了合作关系。
命，我自己立，福，我自己求。
这一路走来，教员深刻明白了啥叫自己动手丰衣足食。
为了苏联的军事援助，红军都快绕中国转一圈了，结果最后还是没能拿到援助。
这个时候，教员并没有埋怨，而是努力加强自己的统战价值，自身有价值了，才能跟人谈生意。
弱者变为强者的第一步，是让自己有一定实力。
所以在抗日战争初期，哪怕遭受质疑，哪怕被人指责为避而不战，教员都要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略。
八路军这点人，放在正面战场连浪花都激不起一朵，但要是放在敌后战场，专门搞群众工作，那就不一样了。
教员跟刘少奇联手，华北和华中根据地先后都发展起来了，八路军得到了迅速壮大。
1940年6月7日，八路军总部公布的一个数字，八路军正规部队已由三年前的4万多人发展近50万人，创造了近1亿人口的解放区和游击区，党员由战前的4万人发展为80万人。
解放区战场抗击日军达40万，占侵华日军68万人的58％，抗击了全部伪军。
从几万人，到几十万人，这是质变。
经过教员的不懈努力，延安这枚可有可无的棋子，终于变成了一枚砸在敌人头人，也能让人感到痛的小石子了。
一个人要想成事，需要借助一切可以借助的力量。
但内心得明白，从头到尾，你只能指望自己。
03
教员当时跟斯大林遇到了类似的困境，固有的意识形态，限制了他们的发挥空间。
这是啥意思呢？
就是说，以前宣传反法西斯，那你自然不能跟法西斯有任何合作关系。
以前宣传反帝，要打倒所有帝国主义，那你自然不能帝国主义跟资本主义国家有合作关系。
但形势比人强。
在形势要求下，你必须得选择一方合作，这个时候以前的宣传就会形成一种阻力。
红军在很长时期里，都没能解决最基本的生存问题，其实苏联的情况也差不多。
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苏联的危机感都非常强，生怕那天就被人围殴了，因为苏联从一开始给自己定的目标，就是单挑整个资本主义世界。
但当斯大林接过指挥棒后，已经清醒的认识到，西方的资本主义世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，进入了一个比较稳定的时期。这种目标现阶段是完不成的。
不仅完不成这个目标，苏联的周围到处都是饿狼，一不小心就可能被人咬下一块肉。
摆在斯大林面前的问题，不是如何宣传世界革命的问题，而是如何让苏联生存下去的问题。
可此前的意识形态，限制了斯大林的操作空间，后来斯大林搞了这么大范围的活动，也是有深刻原因的。
搞完大活动后，斯大林才能放手干很多事。
而那个时候，共产国际的性质其实已经变成斯大林对外政策的工具了，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。
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王明就是没有看清这种转变，所以才亲手把自己送上了绝路。
苏联迫于生存的压力，在外交政策方面进行了转向。
但是，英美法根本不想带苏联玩。
所以才逼得斯大林不得不在1939年的时候跟德国签订条约。
苏联转向后，斯大林要求共产国际淡化反法西斯的宣传，取消人民阵线和民族团结的口号。
斯大林为了争取时间，可以说把能牺牲的东西都牺牲了。
欧洲那边的共产党被搞得很难受，我们这边也很难受。
如果延安在这个时候，没能看清楚世界局势的走向，那棋子的命运就彻底做实了，日后的中国也就真成小印度了。
连老大哥都自身难保了，你一个小老弟还蜜汁自信不知天高地厚，天天喊着一些廉价的口号，这就是犯罪。
浪费时代给了你机遇，可不就是犯罪。
教员那一代人，出身在那个时代，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，这么沉重的担子都压在他们那一代人身上，稍有一点迟疑，稍有一点不注意，就会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。
王明这个人确实没有啥政治眼光，他在共产国际待了这么久，也负责过欧洲一些工作，但这并没有打开王明的政治视野，他根本没有看清楚世界局势到底发生了何种深刻变化。
而张闻天、博古等人，也确实被苏联那一套束缚住了思想，如果中国革命要靠这些人，那结局还真不好讲。
也不怪1941年教员发动延安整风的时候，在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会上骂党内一些人：
“对于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，或懂得甚少，不以为耻，反以为荣。”
“有些人对于自己的东西既无知识，于是剩下了希腊和外国故事，也是可怜得很，从外国故纸堆中零星地检来的。”
有一副对子，是替这种人画像的。那对子说：墙上芦苇，头重脚轻根底浅；山间竹笋，嘴尖皮厚腹中空。
有人说教员这话说得太尖酸刻薄了，跟战略家政治家的身份不符，说明教员心胸狭小。
说这话的人，是根本不懂当时的局势到了何种严峻局面，根本不晓得什么叫利害关系。
再不做出根本上的改变，黄花菜都要凉了。
好人谁都会做，好话谁都会说，但中国革命要的是能解决问题的人，而不是沽名钓誉之徒。
见小利而忘命，干大事而惜身，好谋无断。
非英雄也！
04
教员的目光并没有局限于一城一地。
虽偏居一偶，但教员的目光却仅仅锁定在世界局势上。
苏联外交政策的突然转向，让教员确认世界大战即将到来，这也意味着，中国革命将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时期。
曾国藩说，凡办大事，以识为主，以才为辅；凡成大事，人谋居半，天意居半。
认识到形势即将有大变化后，教员的脑海里也绘制出了新中国的蓝图。
在《新民主主义论》中，教员说到“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，不但有新政治、新经济，而且有新文化。”
论持久战相比新民主主义论，只能算做是小菜一碟。
1940年初，教员的眼光穿越了时空限制，看到了新中国。
遥想十年前，教员率领红四军下井冈山，转战寻乌一带时写下了《反对本本主义》一文，在那篇文章里教员说“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。”
在该章结尾处，教员呼吁同志们：
“到斗争中去！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去！”
十年后，教员在《新民主主义论》的结尾说：
“举起你的双手吧，新中国是我们的。”
我无法想象，跟着这样一位领袖干革命，心潮究竟会彭湃到什么程度。
但我明白，在全世界连成一片后，在列强环伺中却依然能带领中国从棋子的身份地位，摇身一变成为棋手的，除了教员，没有第二个。
斯大林率领苏联更进一步成为三巨头之一，是因为苏联有这个条件，在一开始苏联就是棋手，就有布局的能力。
而教员当年能率领红军从一个角落里冲出来，从一无所有到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，其中曲折，实难想象。
05
1940年，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多变化，爆发更大战争的大方向是确定的了，但具体阵型怎么个变法，很难说清楚。
1940年底，皖南事变爆发的时候，教员感受到了危机在汇聚。
教员非常担心，在国际列强排兵布阵的时候，中国会成为牺牲品，而延安也会成为弃子。
因为当时共产国际的态度很强硬，一定要压着教员，要求延安一退再退，以免让抗日统一战线破裂。
明摆着，就是牺牲延安的利益。
教员看得非常清楚，老蒋是有恃无恐，势必要把延安在华中华北的布置打乱，要把延安的势力逼退到黄河以北。
这里面的博弈非常精彩，我们在皖南事变那篇文章里详细说过，一开始，教员其实以为老蒋不敢真动手，但皖南事变却真切爆发了。
党史93 | 有关皖南事变，你想知道的都在这了
皖南新四军被全歼，教员第一反应就是英美等国家跟日本达成了私下交易，妄图采取牺牲中国利益的方式，安抚日本。
而1940年的中国战场，正面战场其实已经没啥战事了，国军跟日军非常默契的停火，然后双双掉过头来，老蒋搞国共摩擦，侵华日军也开始在敌后战场搞清乡。
这种苗头，让教员立马意识到，坚决抗日到底的延安，可能已经成为国际交易的某种阻碍。
所以双方在这一刻达成了默契，要先把这个阻碍拿掉。
识别到最威胁的情况后，教员当机立断，做了三方面的布置：
1、对内，立即发动延安整风，外界环境越是凶险，内部就越需要团结稳定。并号召边区和各根据地搞精兵简政，要自力更生。
2、对国内，教员决心不听从共产国际的建议，要在皖南事变的事后处理中，对老蒋采取政治上的进攻，军事上防御的态势，要以斗争求团结，并提出“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；人若犯我，我必犯人”的口号，来反制国军的挑衅。
3、对国际，教员决心揭破远东慕尼黑的阴谋，做反投降的宣传。
1941年5月25日，教员在《揭破远东慕尼黑的阴谋》指出：“日美妥协，牺牲中国，造成反共、反苏局面的东方慕尼黑的新阴谋，正在日美蒋之间酝酿着。我们必须揭穿它，反对它。”
战争迷雾在教员这里似乎失效了，事后看这三大决策，每一项都正中要害。
教员的总体布置是根据1940年初，他对世界形势的判断而来的。
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要爆发了，而延安只有坚持到大战爆发，等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真正成立之后，才有机会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。
但皖南事变的发生，让教员意识到，英美法日这些国家，有先牺牲中国部分利益，换取日本暂不参战的意图。
就跟当年英法两国为了避免战争爆发，牺牲捷克斯洛伐克利益，将苏台德地区割让给纳粹德国一样。
而共产国际在西安事变后的种种表现，已经不能让教员信任了。
尤其当苏联外交政策转向，跟德国签订互不侵犯协议后，形势更加明了了。
老大哥被英法美逼着跟德国签订协议，而教员也被老大哥逼着，不得不为延安自身利益而考虑了。
命运允诺的一切果实，都得自己去争取。
06
当时的国际秩序是一种不稳态。
这种不稳态是指英美苏、日德意之间的矛盾还没有完全爆发出来，苏联还没参战，日本还没有开辟太平洋战场，整个世界战场还没有连成一片。
在不稳态朝稳态发展的过程，如何寻找自己的位置，就成了教员考虑最多的东西。
只要在新稳态中，确立自己的位置，棋子就有机会变棋手。
摆在教员面前的难题是，以延安的实力，不要说跟英美谈判了，跟老蒋谈判都够呛。
但不管困难有多大，延安都决不能倒在黎明到来前。
这个世界是不公平的，我们要做的不是抱怨，是要学着去习惯它。
处于弱势地位的人，该如何参与大牌局呢？
教员用实际行动给出了答案：抓主要矛盾，借势而为。
用兵之道，敌强则用智，敌弱则用势。
老蒋占据绝对优势地位，又有苏英美日加持，便想靠威势吓唬延安，让延安投鼠忌器，让延安不敢轻举妄动，随后一点点被吞掉。
在中国这块棋盘上，南京的实力自然远胜于延安，但在世界这块棋盘上，老蒋也只是一枚棋子。
所谓大鱼吃小鱼，小鱼吃虾米，小鱼不想被大鱼吃掉，只有想办法把鲨鱼引出来，让大鱼仓皇逃窜，小鱼才有生存空间。
延安危机的解法不在延安这里，而在欧洲，欧洲的关注点又放在小鬼子身上。
当时教员判断，英、美的目的在于集中对德，故“只要日本不发动太平洋战争，他们是愿意给予日本很多东西的，橡皮呀，油呀，棉花呀，机器呀，应有尽有，还在其次，甚至牺牲中国与荷印也是放在罗斯福邱吉尔之锦囊里面的”。
与此同时，德意也在加紧诱惑小鬼子开辟太平洋战场。
小鬼子的野心很大，早就想成为世界三巨头之一，摆脱对英美的原材料依赖，要建立大东亚共荣圈。
英美给日本好处，明面上当然是为了拉拢日本，其实双方都知道，英美给日本塞好处，是为了拖延时间，以解决希特勒。
而日本人又威逼利诱老蒋赶紧投降，希望尽早从中国战场摆脱出来，好腾出手来参与欧洲的战事。
另一方面，英美苏也很清楚，在双方关系大破裂之前，决不能让小鬼子从中国战场脱身，给了老蒋很多好处，让他坚持抗日。
因此，在1941年前后，围绕中国战场形成了一种非常脆弱的双边平衡态势。
老蒋表面上脚踩两条船，两边的好处都拿，风光无限，实际上老蒋只能沿着既定路线往前走，否则就是被围殴的结局。
教员看明白了这一点。
表面上延安实力远不如南京，所以要克制自己，实际上，中国的平衡局势一旦被打破了，老蒋才是第一个遭殃的人。
小鱼只要闹出一点动静来，鲨鱼必然会现身。
07
在行动之前，教员要先一步对共产国际对苏联逼宫。
皖南事变发生后，教员一反常态，表现的非常生气，愤然致电周恩来，要周质问苏联驻华武官兼军事总顾问崔可夫:
“蒋介石无法无天至此，请问崔可夫如何办?”
苏联自然无话可说，他们天天让延安退一步海阔天空，结果人家直接歼灭我一部，你还让我们继续忍下去吗？
教员又给共产国际去了好几份电报，态度很强硬，表示决不能再信任老蒋了，否则抗日统一战线迟早破裂。
季米特洛夫表示，如今的工作还是以抗战为中心。
教员当然知道抗战为中心，但教员依旧摆出一副不依不饶的姿态，延安不能再退让下去了，莫斯科那边必须给延安更多行动空间。
地位从来不是他人施舍的，而是自己争取出来的。
教员顶住压力，一定要通过这件事做文章，要给延安争取更多独立自主权。
教员明确地告诉周恩来 :“朋友们的意见是错误的，请对朋友们说，蒋介石一月十七日命令是中国全国性突然事变的开始，是全面投降全面破裂的开始，要他们停止接济，准备后事不然要上当的。”
而刘少奇、周恩来等人看到教员态度如此强硬，都害怕出现不好的结果，就给延安发电报，说是不是可以缓和一点，还不至于发展到完全破裂的地步。
会叫的孩子才有奶吃。
当教员表现出非常强硬的姿态后，各方就都开始重视起延安的诉求来，纷纷表态，让老蒋重视新四军的处境。
教员见好就收，前天还表态跟老蒋无话可说，看到各方已经有劝和的姿态后，立马甩出解决问题的12条办法。
随后延安方面指挥周恩来在重庆吹响政治反攻号角后，在华的苏、英、美等国外交人员立马就给予了回应，纷纷加入指责老蒋的阵营中。
英国援华总会致电老蒋，要求他给新四军以正当待遇。
美国政府也公开表示对国共冲突严重关切，美国总统特使居里直接告诉老蒋：你要的美国援助和其他财政帮助，在国共纠纷未解决之前，不会有任何进展。
苏联的《真理报》发文，声援延安。
老蒋人都傻了，根本没有想到，会闹出这么大的动静。
无奈之下，只能默认延安的势力范围，什么硬话都没有了。
教员借助国际形势的变化态势，成功把强敌威慑住了，保住了延安在中国战场的地位。
那这一举措究竟为延安带来了啥回报呢？
08
1941年4月初，苏联跟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。
这个时间点，距离德军发动巴巴罗萨计划已经不足1个月了。
站在苏联的立场上，斯大林这一外交决定，自然是足智多谋的，但这个条约对于中国而言意味着什么，不说也罢。
战争形势越是发展，越能体现教员的清醒理智。
1930年教员在反对本本主义中说：“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。”
这句话就如同一击回旋镖，跨过时空的隔阂，11年后狠狠抽在教条主义者的脸上。
但这已经不重要了。
1941年5月7日，中条山外围日军在航空兵的支持下，由东、北、西三个方向开始全面进攻。
在此战中，中国军队由于事前准备不足、又缺乏统一指挥，除少数突围外，大部溃散，被俘虏3.5万人，阵亡将士4.2万人。
此役失败给北方抗战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，战后，由于日军长期封锁中条山的三个师团被转用于对付敌后根据地，使得敌后根据地陷入最艰苦的时期。
1941年6月22日，纳粹德国撕毁《苏德互不侵犯条约》，以事先拟定好的一份代号为“巴巴罗萨”的计划，集结了190个师共550万人、4900架飞机、3700辆坦克、47000门大炮、190艘军舰，划分为三个集团军群。
从北方、中央、南方三个方向以闪击战的方式对苏联发动袭击，苏联卫国战争全面爆发。
几乎是同一时间，德军和日军分别在苏联战场和中国战场发动了大型作战计划。
中条山战役爆发后，老蒋见周恩来，提出：“只要你们用游击战争的办法，切断同蒲路、正太路、平汉路等，敌人一恐慌，一定会恢复原状。”
“你们如配合行动，我决不会亏待你们，饷弹有了成绩后自然发给”，“各地反共捉人，要使他们安心，我定命他们放人”。
就连苏联军事总顾问崔可夫这时也认为八路军应当给予配合，以便争取民心，并向蒋要饷。
教员的答复非常简单，
“对于国民党要求我们配合作战，须告以当然如此，不成问题。”
“但我们要求 (甲) 速解决新四军问题，(乙)速发饷弹(丙)停止反共；(丁) 派机送周回延开会。”
老蒋不想给粮饷和弹药，也不想解决延安最基本的诉求，反而采取激将法，说你不发兵，就说明你们跟日军是一伙的云云。
教员根本不吃这一套。
老蒋的这番言论根本站不住脚，要知道，百团大战刚刚结束，在此战中八路军部队减员极大，仅129师就减员上万人，多数参战部队的损失都在半数兵力以上。
而且，因为过去处于隐蔽状态的八路军这次集中进行了大规模作战，暴露了自己的实力，引起了日军的高度重视，因而很快就实施了报复作战，对晋东南根据地“实行了毁灭性的扫荡”，烧杀毁灭，“鸡犬不留”。
在平原地带，日军则增加了据点，弄得几乎遍地皆是，敌后根据地因此收缩的非常严重。
这个时候，老蒋却依然不愿意给八路军补充军饷和弹药，要让八路军上去送死，分明是居心不良，抗日也不是这个抗日法。
而苏德战争爆发后，斯大林也多次发来电报，希望延安方面能组织一部分部队去长城附近搞游击，或者组织部队去东北搞事，给日军造成压力。
教员的答复也很简单，我们一定会帮助苏联分担远东的军事压力，但前提是自保。
共产国际这个时候也发来电报，质问延安到底要用何种办法来帮助苏联。
王明看到电报后，以为机会来了，四处活动，要重演以前扳倒李立三的戏码，但王明的政治嗅觉实在不行。
当他冒头要为共产国际发言的时候，才发现所有人都对他怒目而视，到了此时，王明才惊觉，延安已经发生天翻地覆的改变了。
王明挑拨离间不行，反而被王稼祥、博古等人反向逼问，让他交待以前的错误，王明扛不住压力，心脏病突发，直接住到医院里不出来了。
仅仅几个月的时间，形势就发生了根本上的变化。
前段时间，各方都要以牺牲延安利益为代价，达成自己的目的，是教员顶住了压力，内外同时出击，才避免了最坏情况的发生。
正是前面顶住了压力，延安才有了后面的施展空间。
1941年12月8日，日军偷袭美国海空军基地珍珠港，随后美国向日本宣战，太平洋战争爆发。
1941年，随着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爆发，第二次世界大战完成了从不稳态到稳态的变化。
至此，全世界分割成了两大阵营。
09
在这个过程中，教员稳住了延安这条大船。
此后，八路军的任务就变得清晰明了了，所有的关系也都理顺了。
先立于不败以求胜，何事不可为。
从1941年初百团大战结束后，到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，延安在敌后战场获得了4年独立自主的抗日时间。
当然，也可以说通过这一番操作，教员争取到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空条件，尽管在敌后战场要跟小鬼子拼刺刀，但这对于延安来说，已经是非常好的条件了。
穷人的队伍不挑条件，只要一个机会，立马就能阳光灿烂。
敌后战场对于其他部队来说是炼狱，但对于八路军来说，就是一块可以长期发展的根据地。
教员也兑现了自己在论持久战的表态，在战略相持阶段，敌后战场接过抗日重任，把将近47万日军和超过78万伪军留在了敌后战场，大量侵华日军无法抽身到其他战场。
八路军成功把敌人拖进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，让小鬼子无法借助战争转化华北华中地区的资源。有力支持了正面战场作战，同时也配合了盟军在太平洋战场的反攻。
要明白，在抗日战争开始，八路军仅有几万人，当年，教员提出独立自主的游击战略的时候，很多人不理解，说这是避战。
试问，放眼全中国，放眼全世界，有谁能用这几万人马，承担如此大面积的抗战任务，实现这么大的抗战效果？
只有教员能做到。
教员不仅率领八路军兑现了自己的抗日宣言，在抗日战争中，超额发挥了八路军的抗日作用，还发展了自己。
1945年4月，延安领导的抗日军民在华北、华中、华南创建了19个解放区，拥有人口9550万，正规军发展到91万人，另有民兵220万人以上。
有人说，八路军在开战前正规军只有5万多人，到抗日战争结束的时候正规军发展到91万人，说明八路军是游而不击云云。
说这话的人，就是酸。
既超额完成抗日任务，还发展了自己，这只能说明教员的能力实在太过出众，出众到不可思议的地步。
难道能力太强也是错？
这就是毛泽东。
